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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們在這里已經提到"責任"一詞，在這個地方正好規定一下"義務"的概念；無論在倫理學以及實際生活中，都常談到這一概念，但其意義失之過于寬泛。我們已經理解，非義行為永遠意味著給另一個人造成損害，不論是損及他的身體，他的自由，他的財產或是他的名譽。結果似乎是：每一非義或壞事必定意含一種積極的侵犯，所以是一具體明確的行動。只有若干該做行為，僅僅懈怠其中一個行為便構成非義行動；那么這些行為就是義務。這是"義務"概念的真正哲學定義，——這一術語，如果用來指稱一切值得贊揚的行為的話（它迄今一直是這樣在道德科學中使用的），便喪失它特有的特征，變得毫無價值。人們忘記了"義務"必須意謂一項欠著的債，一項誓約，因此是一個絕不能懈怠的行動，否則會使另一人蒙受損害，那就是發生了非義行為。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損害所以產生僅僅是由于這個人無視他已明確立誓或保證自己應盡的義務。因此一切義務是依由一種締結約定的責任決定的。通常這采取雙方之間一種明確的，即使有時是默契的協議形式；舉例來說，君主和人民之間，政府和其公務員之間，主仆之間，律師和訟訴委托人之間，醫生和病人之間；簡而言之，是任何一個答應要完成某項任務的人和他的最廣泛意義上的雇傭者之間的協議形式。因而每一項義務均包含一項權利；因為沒有任何人不帶一定動機就承擔一項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這就是說他沒有看到對自己的某些好處。我知道的僅僅有一種責任，它不受一項契約的支配，卻直接而完全是通過一種行為產生的；這是因為當訂協議時與它有關系一方的人尚不存在。我是指父母對他們兒女的義務。什么人把一個嬰孩帶到世界上來，他就有不可推卸的供養子女的義務，直到后者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為止；而且如果由于失明、殘疾、癡呆癥等，不能工作，后者永遠無法自謀生計，這項義務也永無盡期。很明顯，僅僅由于沒有給他兒子提供需要，也即由于簡單的疏漏，這位父親就會傷害他，甚至會危害他的生命。兒女們對他們父母的義務則不是這么直接與迫切。它以這一事實為根據，因為每一義務包含一項權利，父母也必定對他們的后裔有某種公正的要求。這是子女孝順的義務的基礎，不過，這種義務總有一天和它所由產生的權利一起終止。它被感戴所取代，感激父親與母親完全在他們義務以外的所做所為。然而，雖然忘恩負義是一種可恨的，甚而時常是令人震驚的邪惡，感戴不能稱為一種義務，因為懈怠感戴并不損害對方，所以不是非義。否則我們就必得先假定，在恩人的思想或感情深處，他的目的在于做個得利的交易。應該注意到，也可以把賠賞所造成的損害，看作一項直接由一個行動產生的義務。不過，這種義務是純粹消極的東西，因為它不過是企圖排除和抹掉一個不公正行動的后果，好像是一種根本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也請看到，公平是公正的危害物，時常同它激烈沖突；因此只應承認一定限度內的公平。德國人是公平的贊助者，而英國人則堅持公正。

壁和門窗白天燙手，雖然室內頂棚上吊有直徑一米多的大電扇，日夜不停地

著一個栓禁用的圓球。他父親問他這些是做什么用的；對父親的問題他感到驚奇，不過還是

　　因為我們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學被醫學吞沒，然后在精神病學課本中找到其最后的棲身之處，同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勸誘等治療手段——這些治療手段孕育于我們的無知，應該感謝人類的懶惰和怯懦使它們得以產生短命的效力——一起并列在“治療方法”的標題之下。精神分析學應該有更好的命運，而且我們可以指望它確實能遇到更好的命運。

大多數情況并沒有這么嚴重。通常幾天以后嚴重的病癥就會減輕或消失。例如，這時病人可能無法拿起盤中左側的食物。如果讓他畫一個鐘，或者一張臉，他通常只畫其中的右側。在幾周以后，隨著腦得到部分恢復，他對半邊的忽略程度進一步下降，但他對左側的注意仍顯得比右側弱。如果讓他平分一條直線，他會將中點畫到右邊。不過他對左側并不完全是盲的。如果那里有一個孤立的物體，他會看見它。但如果在右側也有某個明顯的物體，他就無法注意到左側的物體。此外，他經常否認有什么東西是斜的，而且不承認看到了視野左側的沒有物體的空間。

2020-10-27 　　一開始，夢者不承認自己在想關于死亡的問題，但是在場的同學指出近來他幾次提到這類話題。于是他也不再否認了，他說他的確近兩周常常想這個問題，而且這個夢做完后，雖然他自己不會釋夢，但是也覺得這是一個關于死亡的夢。他感到我的解釋對了。

2020-10-27 　　全世界在爭論著這樣一個問題：學校應該教什么？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應當是兩個“科目”：學習怎樣學習和學習怎樣思考。這首先意味著學習你的大腦是怎樣工作的，你的記憶是怎樣工作的，你是怎樣儲存信息、找回信息、將它與其他概念相連并在你需要時馬上查出新知識。

2020-10-27 這種矛盾是下邊所敘述的羅素哲學的發展中主要的線索。

2020-10-27 府，終于遷離亞格拉。在公元

2020-10-27 　　168.一個有關特權的老問題會被提出來，即：誰來判定這個權力是否使用得當呢？我的回答是：在賦有特權的經常存在的執行權和一個由執行權來決定召集的立法機關之間，世界上不可能有裁判者；同樣地，如果執行機關或立法機關在掌握權力后，企圖或實行奴役人民或摧殘人民，在立法機關和人民之間也不可能有裁判者。在這種場合，如同在世界上沒有裁判者的其他一切場合一樣，人民沒有別的補救辦法，只有訴諸上天；因為，統治者們在作這樣的企圖時，行使著一種人民從未授予他們的權力（絕不能設想人民會同意由任何人為了貽害他們而統治他們），去做他們沒有權利做的事情。如果人民的集體或任何個人被剝奪了權利，或處在不根據權利而行使的權力的支配之下，而在人世間又無可告訴，那么每逢他們處理這個十分重要的案件時，就有權訴諸上天。因此，在這種場合，雖然人民不能成為裁判者而根據社會的組織法擁有較高的權力來對這案件作出決定和作有效的宣判，但是，在人世間無可告訴的場合，他們基于一種先于人類一切明文法而存在并駕乎其上的法律，為自己保留有屬于一切人類的最后決定權：決定是否有正當理由可以訴諸上天。這種決定權他們是不能放棄的，因為屈身服從另一個人使其有毀滅自己的權利，是超出人類的權力以外的，并且上帝和自然也從來不許可一個人自暴自棄，以至忽視對自身的保護；既然他不能剝奪自己的生命，他也就不能授予另一個人以剝奪他的生命的權力。人們不要以為這樣就會埋下永遠引起紛亂的禍根，因為這種決定權，非到弊害大到為大多數人都已感覺到和無法忍耐，而且認為有加以糾正的必要時，是不會行使的。這是執行權或賢明的君主應該永遠提防的事情，這是一切事情中他們最需要避免的事情，也是一切事情中最危險的。